这串乱码你看着有点陌生，如果我说它就是新冠病毒SRAS-CoV-2病原体的 DNA 片段的时候，或许你会选择开始熟悉起来。
被称为庚子年第一场战役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SRAS-CoV-2，以下称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中国人应有的经济生活秩序——“春运”停滞，大街上没有了往日热闹的场面，并正在引起一场全球性恐慌。
尽管当前我国采取“举国防控”行动加以应对，但是随着人们对这场新型病毒灾难的认识越来越深，这场疫情所牵涉的范围越来越大，带来的社会各项损失越来越严重，人们心中的疑问却越来越多。
第一，关于病毒的来源，至今没有权威和获得广泛认可的说法。除了相对一致的该病毒和蝙蝠身上的某种冠状病毒高度一致，其余信息都可谓众说纷纭，来源莫衷一是。即便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作为最初感染来源，也已被推翻，不是唯一，甚至都不是最早的来源。
第二，关于“人传人”信息的认定和数据，湖北当地政府及卫生部门对国内发布的信息，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国疾控中心，CDC）在海外发布的信息存在巨大差异。钛媒体编辑在后文中会详细对比双方发布的同期数字，可谓反差明显，一方说谎已是必然。此外，我们知道了第一个上报病毒信息的人，张继先医生，我们知道了第一个“泄漏”病毒消息的人，李文亮医生。但是我们始终对第一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一无所知，只知道Ta存在于国际刊物的科学论文里，最初发作于12月1日。
第三，关于新冠肺炎的近期防范治理，国家权威部门专家的说法也常常各说各话，造成了大众心里一定程度的信息混乱。比如钟南山院士刚刚鼓励大家少出门，出门必带口罩，中国国家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就接受专访说大家都去抢口罩是错误的认识，大街上根本不需要戴口罩；关于有没有气溶胶传播，上海刚刚开完医疗专家发布会确证存在气溶胶传播可能，第二天，中国疾控中心就公开“打脸”说，没有气溶胶传播，效果不明确，大家不必担心……；2月11日下午，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说，严格说没有人能预测拐点，但已入下降趋势，还要看中下旬的返程后爆发期。第二天上午，曾光再次语出惊人“我来预测”，似乎在反驳钟南山，称“已有下降拐点”，“还有上升拐点”，这位代表国家权威机构CDC的专家又玩起了关于“拐点”定义的文字游戏，让大众迷惑不已。
诸如此类，大众还有太多疑问和不解，但相信科学数据本身不会说谎，我们可以看到在传播数据和信息反差的背后，也反应出我们在应对上的普遍“科学误判”与治理混乱。钛媒体本文仅选择与科学认知相关的一些疑问进行剖析，也试图以此还原迄今依然是最大疑题的“人传人”链条，希望用科普的方式，来尽可能完整溯源大家的疑问和可能遗漏的真相。
这是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社会科学著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中对病毒的一个重要定义。溯源病毒是什么？从哪来？有何危害？
“将病毒列为‘生命体’，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它的‘活着’很难定义；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之上。“
而现在，这场“非生非死”的病毒瘟疫正在武汉上演，并成为世界恐慌焦点。
2019年12月下旬，中国武汉出现了多位因不明微生物原菌而感染病毒性肺炎的病患。之后，中国疾控中心通过病原鉴定，确定本次病毒性肺炎患者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正式将新冠病毒从此前学术论文及世卫组织（WHO）官方消息的代称“2019-CoV”，正式命名为“SARS-CoV-2”，也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
那么，我们想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什么？又会以怎样的毒性发作？
按照卫健委于2月5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以下称最新诊疗方案）说明，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类 RNA、β 属的冠状病毒，而冠状病毒(CoVs)属冠状病毒科，其下包括4属：Alpha Coronavirus(α-CoV)、Beta Coronavirus(β-CoV)、Gamma Coronavirus(γ-CoV) 和 Delta Coronavirus(δ-CoV)，可感染人和多种动物，引起宿主呼吸道、肠道、肝和神经系统疾病， 其中又以β-CoVs对人类危害最烈。
通常新型冠状病毒呈现圆形或椭圆形，直径大概在 60-140nm，是具有包膜的冠状病毒颗粒，因其外观命为此名。新冠病毒全称为 2019-nCoV。其中 CoV 基因组是承担着新冠病毒的传播和组成，它是由包膜和细胞膜结合，释放的一个遗传单链 RNA(+ ssRNA)，三分之二的基因组 RNA 编码，与两个较大的重叠多蛋白 ORF1a 和 ORF1b 结合，被加工成病毒聚合酶(RdRp)和其他参与 RNA 合成或宿主反应调节的非结构蛋白。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目前论文研究表明，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细胞是通过与细胞膜融合，而不是通过入胞作用实现的。至少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II（ACE2）作为新冠病毒的受体之一介导着病毒进入细胞，顺利结合，侵入人体。但是，并不是所有表达 ACE2 的细胞，例如血管内皮细胞，都是新冠病毒的靶细胞。新冠病毒在呼吸道黏膜上皮内复制，进一步引起病毒血症。不同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型可能对新冠病毒的敏感性不同。被病毒侵染的细胞包括气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肺泡上皮细胞、巨噬细胞、肠道上皮细胞、肾脏远端曲管上皮细胞等。
由于单链RNA的结构特点，冠状病毒比双链 RNA 病毒或 DNA 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体外分离培养时，新冠病毒在96个小时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发现。
基于目前已确定的临床资料来看，新冠病毒已经不仅仅攻击肺部免疫力系统，其他脏器如脾、淋巴结、心、肝、肾、肾上腺、脑等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最新诊疗方案当中表示，新冠肺炎病患的症状当中也会出现未发烧、干咳等无症状人群，严重的患者会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暑迫缘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等。
就目前来看，新冠病毒本体有两个重要特性：
第一个，是其基因特征与SARSr-CoV和MERSr-CoV有明显区别，它不是SARS，但是与SARS极其类似，致死率低于SARS而传染力大于SARS；另一个特性就是，新冠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分钟乙醚、75% 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在此次疫情之前已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有六种，其中包括 HcoV-229、NL63、HKU1、OC43，这四种比较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会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其他两种，就是大名鼎鼎的SARS和MERS病毒，而2019新型冠状病毒属于未知的第七种感染人的冠状病毒。
关于病毒的源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新冠肺炎病毒宿主或与蝙蝠有关。根据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团队在1月23日在bioRxiv期刊平台上上传的相关论文，以及中国疾控中心分别在1月23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和 1 月 29 日在柳叶刀上发表关于新冠病毒宿主论文，最终确定，新冠病毒与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达 85% 以上，与2017年2月从中华菊头蝠采集到的 bat-SL-CoVZC45 基因组序列相似性最高，相似度为 87.99%。一只蝙蝠本身带病毒，却不会因自身感染而死亡，这主要因为蝙蝠有着特殊的免疫系统，使它能够携带病毒却极少出现病症。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蝙蝠成为了上百种病毒的自然宿主。
目前，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发现，蝙蝠体内一个被称为“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干扰素”的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这使得蝙蝠刚好能够抵御疾病，却不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野生蝙蝠可能会携带很多病毒，但是它们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然而，蝙蝠携带的病毒又很少能够直接跨物种传播影响人类，任何病毒的跨物种传播自然进化或者变异都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故而关于蝙蝠病毒是通过怎样的方法，传染到人的，一直存在争议，到目前为止都还未有准确的结论。
一开始的怀疑焦点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那里也是野生动物贩卖地。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1月27日发布的消息，病毒专家组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 33 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证实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但是，部分医学家也不这样认为。
1月24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病症主任曹彬，高福等人，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华南海鲜市场并非新冠肺炎的疫源地。临床数据显示，在武汉早期 41 例新冠肺炎病患当中，有 14 例未曾到过华南海鲜市场，从而表明，早期新冠肺炎患者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无直接相关（详见钛媒体前文《《柳叶刀》曝疫源地或非华南海鲜市场，新冠肺炎再添疑云》）。
他们认为，新冠病毒首次感染人或早在去年11月，病患可能是在其他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被感染的，直到 12 月末，将病毒带到华南海鲜市场，通过中间媒介传染到更多的人，才会引起后续大规模集中爆发。
该论文作者曹彬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也表示，尽管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病毒发源地，但是他们现在也不知道病毒究竟从哪里来。
相印证的是，在 SARS 疫情结束之后，香港大学医学院袁国勇等人发现，蝙蝠病毒是 SARS-nCoV 天然宿主，而果子狸是非典病毒的中间宿主，它通过蝙蝠携带的病毒传染上，之后又将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类，造成 SARS 的大规模爆发。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次新冠病毒宿主或与穿山甲有关。2 月7日凌晨，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发布通告，称该校的科研人员最新研究发现，从穿山甲里分离到一株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序列相似度在 99% 的病毒，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尽管科研人员并未公布详细的论文数据，但美国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认为，这项研究是准确的，并相信其是新冠病毒的中间来源。
如果说中间宿主将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类是为了生存和意外的话，那么，蝙蝠病毒直接传染给哺乳动物，或许成为整个病毒传播途径关键一击。在 2018 年《Nature》杂志发布的一篇论文当中，还原猪这类哺乳动物的患病死亡案例，似乎印证新冠病毒对人的传染影响。石正丽团队和新加坡、美国研究人员发现，2016~2017 年在中国造成 2.4 万多头猪死亡的致命疾病是一种起源于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但是当时说法是这一病毒不传人。
也就是说，是蝙蝠身上的病毒，直接传染给猪，导致猪这类哺乳动物死亡。文中指出，蝙蝠病毒会传染到家畜身上，并让猪产生流行性腹泻病毒、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等腹泻相关病毒症状，这与此次武汉首例重症新冠肺炎病患 23 岁李姓男子出院后接受采访时称“消化功能异常”有些类似。而根据卫健委最新公布的第五版诊疗方案中重点指出，腹泻症状也属于新冠肺炎临床表现之一，而在经过部分通用抗病毒药物之后，腹泻、肝损伤成为副反应。
石正丽在2013年10月的《Nature》上一篇论文中还公开表示，这类分离于蝙蝠的 SARS-like CoV 可能不需经过中间宿主的适应和选择，直接感染到人类。不过这种说法也暂时还没有更多依据。
但是无论是华南市场源头论，还是源头非华南论，或者哪怕是确证了蝙蝠是病毒起源的石正丽，都并未解释，通过自然进化成可跨物种传播的这一病毒，为何只在武汉出现了，并且只有武汉的这几只“野生动物”感染了，不是说自然进化需要很长时间吗，不是说病毒的跨物种自然进化意味着改变一个物种的体内某种基因吗？ 为何其他地方的动物就没有“进化”，只有武汉这几只动物“进化”了呢？
再加上武汉拥有世界上最全冠状病毒样本的病毒实验室，关于病毒真正源头的是否与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的疑问也开始在国内外甚嚣尘上（详见钛媒体App此前文章《中美科学家5年前曾提取并制造了类SARS新冠病毒，还预示了巨大社会风险 | 钛媒体科普》），这些疑问暂时未有定论，石正丽也已公开表示，欢迎国家相关部门调查。
09年12月发病初期：死亡率很高，已有人传人迹象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病毒早期所展现出来的凶猛度并不低。在1月24日的《柳叶刀》论文中，首次披露了新冠肺炎最早患者发病时间以及临床表现。数据显示，在最早期（2020年1月1日之前）的4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30例病患为男性，占总人数的73%，最终有28人出院，6人死亡，22名重症患者。重症率超过了50%，死亡率超过14%，略高于SARS的9%死亡率。可见初期发病期，该病症已展现了颇为凶猛的一面。
早期病例患者的临床特征数据（来源：柳叶刀论文）
关于新冠肺炎早期的症状，常见为发烧、咳嗽、肌痛和疲劳。较不常见的症状是痰液、头痛、咳血和腹泻症状。有 26 名（63％）患有淋巴细胞减少症。全部41例患者均患有肺炎，胸部CT检查发现异常最终确诊。
除了凶猛的一面，初期发病就已呈现了明显人传人现象。在早期41例患者中，有不到一半的人患有包括糖尿病（8 [占总病患数的 20％]），高血压（6 [15％]）和心血管疾病（6 [15％]）等基础性疾病，在年龄分布上，中位年龄为49岁（总为41.0–58.0岁之间），发现有家庭集群感染的病例，家庭集群感染也被看作最早的人传人迹象。
所以，从疾控中心所公布的数据来看，肺炎初期，人传人的信号就已经很明显。前述《柳叶刀》发布曹彬教授论文显示，确定的首例患者的症状发作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且该第一个病人和以后的病人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发病5天后，他的妻子，一名53岁的女性，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因不明病毒肺炎发作，也被送往隔离病房住院。
在1月24日柳叶刀发表的另一篇《与2019年新冠病毒相关的家族性肺炎疫情，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家庭聚类研究》论文当中，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讲座教授袁国勇等人，研究一个在12月29日前往在武汉旅行的深圳家庭，发现有“人传人”聚集性发病现象，以及首个无症状确诊病例。
论文中显示，在这个深圳确诊家庭中，最早出现症状的男士在到达武汉后的第 4 天开始发烧腹泻，之后 3 天，他的老婆岳父岳母和也都开始发烧咳嗽。1月5日，全家返回深圳，4天后，没有去过武汉的母亲开始全身乏力。
最终，这个7口之家里，6人确诊新冠肺炎，包括他没有明显症状的儿子（10岁），通过CT影像判定，显示有放射性玻璃样肺部混浊，也就是新冠肺炎的典型症状。
深圳 7 口之家新冠肺炎症状发作及其在武汉的时间点，填充的日期是患者“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日期，最后确认有 6 人感染新冠病毒（来源：柳叶刀论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6例患者中，都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研究人员猜测，他们可能是从医院或社区感染的。其中两名患者曾到武汉医院就诊，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新冠病毒具有“人与人”传染的属性。
另外，该论文还显示，新冠病毒在症状发作之前的潜伏期内，就具有传染性，所以10岁的儿童也处在散发无症状病毒的阶段，最终需要依靠检测手段才能确诊该患者感染上新冠病毒。
就在2月9日，以钟南山院士为通讯作者的《中国2019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论文中指出，新冠病毒感染的全国1099个病例中，仅1.18%的患者曾与野生动物（生物体）接触，有26%的患者没有前往武汉或与武汉人联系。在该论文收集到的临床病例中，有0.9%的病患年龄在15岁以下，女性占41.9%。
不过，新冠病毒与SARS的临床症状也有很大不同，新冠病毒在潜伏期内就具有传染性，无症状病患也是存在的，还有多次核酸都显示阴性的最终确诊者，病毒要更狡猾。同时，也可看出，早期这41名病人在武汉相对还是得到了妥当的照顾，治疗和死亡数据都相对真实，没有后期的慌乱。
根据上述数据和临床特征论文，我们总结早期的新冠病毒即已拥有四种特征：
1、明显“人传人”，传染力强：在有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中，通过飞沫、接触传播，群聚，就会感染上新冠病毒。各年龄段都是普遍易感人群。因为“人与人”传播特性，随病患打喷嚏、咳嗽、说话产生的飞沫以及飞沫形成的气溶胶，通过近距离呼吸或接触传播，病毒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人的口腔、鼻腔、眼睛黏膜等，而潜伏期内无症状病毒传播，使得新冠病毒传染力大大增强。
2、存在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和传播者：有极少数患者，在潜伏期内无症状传播病毒，发烧干咳等症状不一定明显，所以全民戴口罩很重要。尽管无症状，如果感染上，你也会成为病毒传播的人群。
3、需多重确诊：咽拭子、RT-PCR 检测等手段检测，不一定完全可以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最终靠核酸检测、CT 影像反复检测查看，或是较为准确的。
4、早期重症率高、死亡率高：病毒爆发初期的死亡率最高（超过14%），重症率超过50%，与他们多是一代传播者有关。
随着后续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尽管病毒传染速度越来越快，死亡病例远大于SARS当时公布的数字，但病死率也开始逐渐下降，已远低于SARS死亡率。
根据钛媒体App截至发稿前的统计，全国至2月12日24时，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59804例，累计死亡1367例，病死率为2%左右，远小于SARS的9.6%病死率。而死亡患者主要集中在湖北省，该省累计死亡病例为1310例，病死率2.7%（含临床诊断病例），依然是最高的省份。
2020年1月扩散初期：防控最佳窗口完美错过
2019年12月的武汉患者可能是最幸运的一波患者，因为到了后面，病患就没有这么幸运能够这么多专家会诊研究，不会有这么好的治疗医护条件了。但是不幸的是，12月这批41个患者，并没有彻底警醒有关部门。
1月1日之后，新冠肺炎实际已经从最初一批病人的发病期，开始进入扩散期，但不幸的是，患者都被“遮掩”起来，错过了最好的警示医院医护做好防护，警示普通百姓做好防护的最佳时期。
根据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的一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论文，作者团队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高福，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港大医学院教授梁卓伟、胡子祺等人，通过对武汉的425个早期新冠肺炎临床病例，分析其易感人群和病毒传播人群。
据悉，由于高福、冯子健等疾控中心相关人员的参与，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临床数据论文之一。
论文当中显示的另一条曲线（图A），横坐标是从感染到症状发作的天数。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感染者7天内就会发病，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 5.2 天。而根据最新诊疗方案当中显示，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新冠肺炎潜伏期为 1-14 天，多为 3-7 天。
另外，通过NEJM这篇论文，我们知道了一个事实，在2020年1月11日之前确诊的295人里，只有45人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人传人”方式进行传播，此外还有7名医护人员感染，这成为最早报告医护人员感染的临床数据报告。
虽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教授后来回应这份论文说，这是回述性研究，但其并未正面回答论文中的数据何时获取，也未否认数据是其第一时间即获取的。从数据获取的详细度和疾控中心已建立的最晚四小时可从村基层响应的强大数据通报系统，以及近日各方媒体报道，以及对张继先医生及时坚持上报的嘉奖令，可以判断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数据是准确及时的，而非事后回述性研究才获得。
中国卫计委主任李斌曾在2016年透露，在SARS之后，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织起了快速捕获疫情的“天罗地网”。意味着疾控中心对所有数据都是非常及时可获取的，但是当地政府为何未做出更为及时的城市防护措施和民众防护宣传，并且一再压制相关消息的披露？
从三份论文数据当中还可以窥见，冠状病毒正以其高的传播效率、严重的感染后果以及捉摸不定的流行时间，对人类健康构成持续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危机感。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高福、冯子健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论文数据信息，在 2020年1月1日之前，武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47例，1月1-11日确诊病例为248例，1月12日-22日确诊数据为130例，在这些病例中，7名医护人员感染，“人传人”从最初的家庭聚集式传染，开始进入传染性更强的高发期。
此外，在论文中，作者还多次提到，1月11日确诊数量明显增多，是因为当日将检测核酸试剂给予了武汉。“1月11日即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之日”（翻译自原文）。
但是在武汉官方对外的各种表述中，都称是1月16日才收到北京疾控中心的测试剂。并且在1月16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后，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
1月11-16日整整六天，也是中国从1月10开始启动的春运的防控宝贵期的第一周，发生了什么？
那些天，武汉官方每天都坚持有通报，钛媒体编辑统计了相关通报内容如下：
1月11日，新增0例，累计41例
1月12日，新增0例，累计41例
1月13日，新增0例，累计41例
1月14日，新增0例，累计41例
1月15日，新增0例，累计41例
1月16日，新增4例，累计45例
难道这就是中国疾控中心所说，1月11日将试剂送到湖北后加快测试之后的结果？
1月6日-11日，武汉市两会召开；1月12日到16日，湖北省两会在武汉市召开。与前述疾控中心论文透露的数据完全相反，在武汉这两个时间点，当地要么停止公布信息，要么连续近一周公布的确诊新冠肺炎新增人数为0。而这造成了很多相关外部专家的错觉，认为病毒传染性不强，并且已经被控制住了。
湖北省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日前的央视采访中，他承认对于疫情真实情况他是提前知情的。
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第 20 届“万家宴”，近 4 万个家庭参加。到1月19日，武汉疾控中心主任依然公开不承认存在明确人传人，公开宣称该病毒传染性不强。20 日下午，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还举办了春节联欢会。直到 22 日，国家开始下达新冠肺炎疫情通知，武汉市开始公布具体感染、死亡数字时，众人才知道，新冠肺炎病情是如此迅猛，如此凶险。
而在近日，根据多方报道，参与上述第 20 届“万家宴”的武汉居民，包括安居苑、百合苑、百步亭等小区可谓集中爆发了病毒感染。社区共有100栋以上挂着发热病人牌子。
也就是说，在切断和控制传染源方面，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在病毒扩散早期都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未能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错失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黄金时间。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曾指出，根据武汉后来的通报，早在去年12月8日，华南海鲜市场就发现数例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在其后一周内关闭该市场，并隔离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触者，疫情绝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可一直到2020年1月1日才关闭了这个市场，之后更是继续无所作为。
钛媒体整理了武汉当地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以及中国两级疾控中心和相关医疗单位最近一个月刊登在《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等平台上发表的论文数据信息。可以明显看出，1月22日之前，武汉当地政府在多个时间点的发布的确存在瞒报、谎报等情况，与前述国家疾控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当中发布的数据信息不符，前文也已经阐述，国家疾控的这篇论文虽然是回述性的，但是相关数据却是病发当时即已及时掌握的，所以双方的信披情况有较强的参考性。
钛媒体（微信ID：taimeiti）整理了各方数据发布差异的以下表格对比（仅选取2019年1月20日之前），多项互相矛盾之处更可一目了然。
各方疫情信息发布差异对比表（钛媒体制作）
治理开始：封城断腕，却准备不足
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决定以封城方式来及时控制传染源。但这一行动相比传染源最初的发病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多月。另据在武汉一线采访的《新京报》、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和报道，因医疗资源极其匮乏，有一批发热患者只能在家自我隔离，不能确诊，甚至有的患者经武汉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而死亡。这意味着武汉还存在患者病例、死亡病例，未在官方统计内。
随着，病患的不断增多，封城最初几日，武汉从发现病源，到隔离，到治疗到救助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因为医护资源等紧缺而处于混乱之中。2月4日国家卫健委在发布会上也表示，他们尽力在武汉增加床位，建立“方舱医院”、输送大量物资和医护用品，尽快提升相关产品的产能，能够达到湖北省的供需平衡，这是加强医务人员防护最有效的措施。据钛媒体了解，湖北医护感染率也已到了极高数字量。
但从全国来看，由于湖北省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新冠肺炎的传染源，导致各地通过更加严控的措施，比如上班时间延长，增加社区防控等，举国上下充斥着疫情防控，让更多人惶恐不安。
截至发稿前，已经有超过24个国家确诊318个新冠肺炎病例，从侧面也说明，在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层面，武汉是比较失败的。
钛媒体根据百度迁徙提供的数据，统计了一下 2019 年和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3 日之间武汉迁出规模数字。数据显示，在武汉封城之前的 23 天里，迁出规模指数同比去年增长 15% 左右。
也就是说，今年从武汉出城的人数远远超过去年同期。而且，在武汉封城前两天，整体武汉人群迁出指数远超过去年，很多潜在病患逃出武汉城区，让“行走的病毒”蔓延到世界各地，将疫情管控难度大大增加。
2月5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连理工大学等传染病研究人员发表最新论文，依照指数增长模型，与海外报道的前19个病例的数据进行拟合，计算在武汉封城之前，从武汉迁到全国各城市的人群传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数据显示，由于 98％ 的出行都是火车或汽车旅行，到 1 月 22 日，武汉的疫情加倍时间为 7.38（95％Crl：5.58-8.92），累计感染总数为11213人（95％ 的可能性，之前官方公布数字为425例）。根据早期流行病传播增长估算，有 128 个中国城市至少有 50％ 以上的机会从武汉迁入新冠肺炎病例。不过这一计算可能是在没有人工干预的前提下，忽视了中国各外地省份在隔绝处理上的超高调度和干预能力。
另外，1月30日，梁卓伟、胡子祺在《柳叶刀》上发布最新数据模型论文，在无公共卫生干预，且建立数学模型下，基于R0值为2.68下，截至1月25日，新冠病毒在武汉可能以及感染了75815人，传染倍增时间为6.4天。
奥克兰大学从事该类型实验的生物学家 Dimitrios Paraskevis 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没有临床实验过程，通过模型输出的感染人数是准确的。
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国家卫健委，一直通过官方发布形式，下达指令，但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在武汉市当地定点医院，由于病例爆发性增长，武汉医疗系统储备不足，试剂盒供不应求，物资捐赠、病人运输、隔离等都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综合各方面因素，武汉至今尚未完全控制住了疫情扩散的势头，拐点还未来临，也很难再谈疫情“可防可控”。钛媒体也注意到，官方说辞也从最初各部门所说的“可防可控”，改成“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
对很多人来说，在新闻里那些受难者，他们只是一个个的数字，甚至有的可能都没有资格成为数字。病毒是可怕的，是全人类的敌人，但是如果我们自身人为的过失和懈怠所造成的灾难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却依然麻木不仁，那么可怕的就不是病毒，而是人心了。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林志佳）